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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更把你恨到了骨子里！”

“难道他做得不过分？明知道……我爱你，他非要拆散我们，居然……利用我姑的病作文章。那他既然如此卑鄙，我当然要以牙还牙！”

“你听我说，咱们另外想办法，绝对不能像你说的那样做！”

“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如果有办法，我姑父……也不会这么为难！”

当他说到“我姑父”的时候，稍微停顿了一下，那让我感觉他对姑父也是有不满的。另外他之前还说了一句“也不怕让姑父听见”的话，这句话更是显得无礼，而轻视，那正是在发泄他对姑父的不满。

我实际上也很奇怪，为什么所有压力都在司徒启身上，他姑父一点儿作为也没有，就算再怎么懦弱，也不至于到了如此地步。毕竟生病的那个，只是司徒启的姑妈，却是与他生活多年的合法配偶。

不过我现在顾不得考虑这个。

“要不……”我忽发奇想，“让我去配配型吧，如果我的肾能够给姑用，那不是……你跟爷爷就不用闹到这一步了？”

“啊？”他在那边吃了一惊，立刻就拒绝，“不行！你别出这种馊主意。我是姑的亲侄儿，我配型都不成功，更别说你了。”

“我只是去试试嘛！”我知道他为什么会拒绝得这么快，“我知道你心疼我，可是……这只是一种很渺茫的可能而已！但如果我能够去新加坡，说不定就有机会见到你，我现在……只想见你一面，想得……让我死了都愿意！”

他在那边沉默下来，好一阵，才说了一句：“你等一下，我跟姑父商量一下。”

我答应一声，静静等了一阵，他又在那边出了声。

“姑父答应想办法为你办理商务签证，等你来了新加坡，就打姑父的这个电话就行！你说得对，只要能够再见一面，死都无所谓了！”

“所以，你一定要保重自己，等着我过来，有话咱们慢慢说。”

“嗯！我会等你，这一辈子，我只想要你！”他好像发誓一样，然后他挂了电话。

我久久地握着电话，心里竟是出奇的平静。我知道如果我去了新加坡，一定会有很多无法预知的事情等着我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只要能够再跟他见一面，只要能够多少为他分担一点儿，无论将要面对的是什么，我都能有足够的勇气，也有足够的信心与胆量。

☆、第十六章

当我走出新加坡国际机场的时候，司徒启的姑父如约开了车子亲自来接我。

在我的想象中，我一直以为这位姑父该是一位懦弱的、甚至是有点儿猥琐的男人，然而，当姑父站在我面前，我发现他居然是儒雅的，甚至也是英俊的。五十多岁的人了，看起来顶多四十出头，他鼻梁上架着一副雅致的黑框眼镜，更给他增添了许多内敛而安静的学者气质。

——后来我知道，这位姑父的确是一位学者，而且是一位博士生导师。可能是厌倦了大家族内部的倾轧争斗，他一直以来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，而从未进入过司徒家企业做事。

可能是听到过司徒启以及姑妈对我的详尽描述，姑父一眼就认出了我，但是他只是问了我一声：“艾杨对吧？”而我回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

之后他引我坐上他开来的车子，一路上再也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。

所以我估计，对于司徒启跟男人搞同性恋，他也是持反对态度的。或许这也是他一直不出声，任由司徒爷爷将所有压力都放在司徒启身上的原因。

我随着姑父先去了一家酒店，姑父将我安排进了房间，总算是开代了我几句：“你现在还不能跟小启见面，小启他爷爷防得很紧，要是让他知道你来了新加坡，又要徒生事端。不过……你跟小启说，如果可以，你愿意捐一个肾给我妻子，说实话成功的概率非常小，但你既然有这个心，总是要试一下。我已经联系到一家医院，明天就可以替你跟我妻子做基因配型，结果最快要一个星期才能出来，这几天你尽量地呆在酒店不要出门。你放心，无论配型成不成功，作为报答，在你离开新加坡之前，我一定会安排时间让你跟阿启见上一面！”

我赶紧谢了一声。我来新加坡，本来就是想跟司徒启见一面，虽然姑父跟我说话的口气生硬而淡漠，我还是对他充满感激。

第二天姑父果然来领我去了一家医院，做了一连串的检查化验等等。而在之后的一个星期，我就呆在了酒店里。就像上一次来新加坡一样，我整天门也不出，就守在酒店里看电视。也跟上一次一样，我心里充满了对司徒启的牵挂，与思念。

姑父一直没再来酒店，连电话也没打来过一个，直到一个星期以后，我的签证眼见就快要到期，他终于露面了。

“我跟姑妈的配型……怎么样？”一看见他我就问。

他保持着平淡而镇定的表情走进来，在我对面坐下，将手上拿着的一份文件递过来，才说了一句：“这是配型文件，你自己看吧！”

我接过那份文件，看着上边满页满页的医学数据，自然是一丁点儿也看不懂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看不明白！”我将文件递回给他。

“你跟我妻子……基因配型非常成功，如果……你真的可以捐一个肾给我妻子，我妻子的存活率，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。”他解释，“这种几率……实在是微乎其微，实在是……巧到了不可思议，连我自己……拿到这个结果，也有点儿不敢相信！”

他尽量保持着平淡的口吻，但是他一连多次的停顿，让我感觉，或许正是因为“巧到了不可思议”，他才会用表面的平淡，来掩饰他内心的激动。

而我，一下子懵了！怔怔地瞅着他放在桌子上的那份文件，我半天半天也说不出来一句话。

当时我会异想天开提出来新加坡做配型，最主要是想借这个机会跟司徒启见一面。我知道配型成功的几率几乎小到不可能，所以从一开始，我想象过司徒爷爷会对我抱着怎样的敌视，想象过见到司徒启会有怎样的悲喜，甚至也想象过姑父对我会是怎样的态度，唯独，我没有考虑过如果配型成功，我该如何面对。

所以，此刻，当“巧到不可思议”的结果摆在眼前，当几乎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，我的心，一下子陷入了空前的混乱，和无底的恐惧。

毕竟，要割掉身上如此重要的一个器官，我想是个正常人都会混乱，都会恐惧。

而我就是一个正常人。

“如果你害怕，你可以反悔。这个事……本来就不是一般人做得了的